作者：袁和平（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直属机关党委原巡视员)

    编者按：2021年3月22日12时36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中国首代核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与世长辞！墨耗传来，国人悲痛。值此，曾经在2012年3月23日为摄制《军工记忆》第一集《水下长征》赴深圳采访彭士禄的撰稿人袁和平将他创作的《蓝海核盾》第四章“澎湃之心”摘录出来，希望本刊能予以发表，以表达对彭士禄院士----这位国人敬仰的真正的民族英雄无尽的哀思与深切的缅怀。

    秣马厉兵  夯实前行基础

    疾风识劲草，严寒知松柏。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年轻共和国的成长史上遭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经济发展举步维艰。1961年7月18日至8月16日，贺龙元帅主持召开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确定困难时期国防工业的发展方针是：（一）国防工业建设必须与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相适应。（二）坚决缩短生产战线，妥善安排尖端和常规武器生产。（三）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些方针的确立，决定了核潜艇研究设计更需要“卧薪尝胆、积蓄力量”。

    《中国近现代技术史》记载，1963年3月，中央专委正式明确核潜艇研制工作暂时“下马”，并批准保留了一支50多人的以核动力为主的核潜艇研究技术力量，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和潜艇总体等关键项目的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为设计试制核潜艇做准备。

    彭士禄，这位后来成为中国首艘核潜艇总设计师的“小人物”，此刻就留在了这支50多人的队伍里。彭士禄回忆：

    当时原子能研究所，专门成立核动力研究室，对外代号名叫471室。我在471室当副主任。当时隶属中国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开始从事核动力装置技术预研和技术人才培训教学工作。这之后，我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有少部分人也转到潜艇核动力的研制上来了。

彭士禄1950年代在苏联留学期间留影

    彭士禄回忆起当年经历，深有感触：

    我是1951年作为调干生去的苏联，先在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1955年转入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1956年即将毕业回国前，恰逢时任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访苏，他还兼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首任院长。他召集我们即将毕业的八九名留学生，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即让一批中国留学生改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

    陈赓大将跟我有份特殊的感情。因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父亲彭湃被国民党抓住了，周总理领导的中央特科指示陈赓尽快想办法营救我父亲。但蒋介石突然下令把我父亲杀害了，没营救上。所以，周总理、陈赓大将对我有份特殊的感情。这次在莫斯科见到我，就关心地询问我，在苏联学什么专业？我回答说学习化工机械。他说你再改改行吧。到苏联学化工机械太常规了，你要搞就搞核武器、原子能方面的学习。聂荣臻元帅也讲，国家现在急需这样的人才！所以我就按照老帅们的指示赶紧改学核动力。

    从1956年后就改成攻读核动力专业了。这时，加上从国内新来的30多人，共有40人左右，被派往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装置专业进修深造。我和韩铎、阮可强、蒋滨森等人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后来他们也都从事潜艇核动力的工作。他们对“09工程”都很有成就、很有贡献。

    1956年至1958年，我在苏联学习核动力期间，正值中苏两国关系处于“黄金时代”，学院派出最好的教师给我们讲课，主要是讲反应堆理论。我国付给苏联教授每堂课的讲课费用是80卢布，这在那时是非常高的了。所以我们非常珍惜点滴时间，以高度的使命感争分夺秒地发愤学习。应该讲，我们得到了正规的、系统的、深入的培训。很快就掌握了反应堆物理、热工、水力、控制、屏蔽等理论知识。在学习期间，我们有机会参观了苏联的、也是世界第一座核电站——奥布灵斯克石墨轻水堆核电站，这已经很不错了。虽然当时只是走马观花地看看，但给我的震撼还是很大的，因为学习核动力知识和见到核动力装置，那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1950年代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首任院长兼政委陈赓大将

    回顾五十多年前的往事，彭士禄兴致很高。他说：

    毕业回国后不久，我又有机会重去苏联访问，有幸参观了苏联原子能研究所，当时最大的收获是在他们的展馆意外地看到了两张照片，一张是苏联“列宁”号核动力破冰船上反应堆核燃料元件的照片，一张是核动力装置用的全密封循环水泵的照片，我默默地记住了这些关键设备的外形，这两张照片对我后来设计核反应堆还是有些启发。

彭士禄1950年代在苏联留学期间也收获了爱情

    1960年7月，从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装置专业进修深造归国的彭士禄调到第5大组任副组长，加强了该组的技术力量。

    赵仁恺回忆：

    为了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中央下决心要研制核潜艇。核动力研究设计组设在原子能所第12研究室内第5大组。第5大组集中了一批年轻的、朝气蓬勃、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科技人员，其中我年龄最大，当时也不过35岁。彭士禄和我差不多年龄，他是革命先烈的后代，8岁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坐牢，10多岁就参加革命，是红军医院的“模范护士”，我们都称他是“年轻的老革命”。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航空工业部第五研究设计院来了一批年轻教师和科技人员，平均年龄也不到30岁，此外便全是新中国培养的年轻的大学毕业生。

    我们参加到潜艇核动力研究设计工作后，认识到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都深深领会到这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大的光荣，决心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为毛主席争光，为全国人民争气！要发扬延安革命传统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怕困难，奋发图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我们坚信，有二机部、党中央强有力的领导，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有全国最优秀的原子能科学家和全国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同，我们就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胜利完成任务。现在的年轻人听我们这样讲，以为是喊口号。其实，那个年代里，我们每个在“09工程”里干的人全是这样想的。大家都有这样坚定的信念。

    中央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批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以及一批经过精心挑选的年轻科技干部到原子能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从成立之初就是精英荟萃，人才济济。我国著名的核科学家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朱光亚，还有李玲、戴传曾、黄祖洽等都在该所。事实上，原子能研究所堪称是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摇篮”。潜艇核动力研制任务，在这样一个极好的环境里，在老一辈原子能科学家的指导下，得以全面展开。

    2012年仲春，接受采访的彭士禄依然精神矍铄，他兴致勃勃地回忆刚刚回国时的那般热烈：我们刚开始聚在一起，大家都很年轻，思想非常活跃，讨论问题也很热烈。大家都认为搞核潜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反应堆如何装备在潜艇艇内。当时，还有点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本钱，认为当潜艇反应堆处于临界状态时，若在水下发生鱼雷爆炸，冲击波会使潜艇反应堆停堆或失控，或使屏蔽铅块发生破损，这些将使潜艇无法操纵而酿成重大事故。因此，觉得潜艇用反应堆与陆用反应堆相比，环境条件相对要苛刻得多，有许多棘手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研究设计一深入，慢慢地才发现遇到的问题、难题是越来越多。正在这时，赫鲁晓夫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国内又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非常困难。中央决定核潜艇工程暂时“下马”。

2012年仲春，接受采访的彭士禄依然精神矍铄

    据《核潜艇史料集》记载，尽管核潜艇工程暂时“下马”，但留下的几十名科技人员。在彭士禄、李乐福的领导下，继续在堆物理、热工水力等方面开展科研工作。同时，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两个游泳池式试验性反应堆先后在原子能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建成，并分别开始核燃料元件、材料和屏蔽的试验研究工作。[1]

    彭士禄回忆说，

    1960年初，那是“困难时期”。开始是全部苏联专家突然都撤走了，让我们猝不及防。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连肚子都吃不饱。但核动力的研究工作还得继续搞啊，在这种情况下，我曾经留学苏联、专门学原子动力的背景，就派上用场了。当中央决定核潜艇暂时“下马”，聂帅要求留下50余人，在715研究所核动力研究室，继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当时在研究室当副主任；主持这项研究工作。当聂帅知道我留在核动力研究所，并且抓这项工作时，非常高兴，再三嘱咐我：核潜艇这项工作极为重要，希望你们努力搞好。

    《中国舰船研究院院史》记载，1963年5月，七院715所（即核动力研究所）成立后，继续系统地开展了潜艇用核动力装置的预研工作。“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大调整的困难日子里，核潜艇研制工程虽推迟进行，但仍然坚持了核动力装置的预研工作。”

    黄旭华回忆：

    当时的条件很艰苦，为了搞设计性能验证需要到南方去，穷得连出个差都没有钱；那时各种政治运动不断，再加上经济条件的压力，组织上提出艰苦奋斗、愤发图强，激励大家还是一股劲儿往前冲。

    当时，要求核反应堆组，要就反应堆的压力、反应堆的适应、反应堆的水蒸汽处理，包括“八字头”关键设备的研究、设计都能够过关，保证关键科研如核反应堆关键设备最终装艇没问题。同时，我们所要保证潜艇的总体设计、技术要求等预研项目与核反应堆相互衔接。因此，潜艇的总体设计没有停。只是绝大数人转到常规潜艇仿制厂，去搞科研为生产服务。

    在接受采访时，黄旭华表示，这段时间两支力量相互配合很重要。研究、设计、论证、试验工作一直持续到1965年，直到“09工程”重新上马时，反应堆与其结合舱的数据、所需结构、预留舱段基本上都定了下来。1965年工程重新上马为什么能够那么快，就是我们在前几年时间里，搞项目的几个主要研究室一刻也没有停下来，关键问题都盯死了，刻苦攻关，终于把它拿了下来。

“09工程”暂时下马之后，我们仍坚持读书学习

    尤子平回忆：

    我们最大的难题或担忧，是核动力装置的问题。因为，那时常规柴电动力潜艇，不管水平高低怎么样，反正仿制、转让，我们都搞过了。有经验、有数据积累。就是核动力装置，我们谁也没有搞过。而且必须完全依靠我们自已的力量来搞。困难就摆在那里。当时，国际上对我们封锁得相当厉害，美国、苏联都是高度保密的。搞情报搜集，都找不出蛛丝马迹。所以，现在我们讲核潜艇的这些创新，是技术原创，得理直气壮地讲！因为要靠自己搞技术创新，核潜艇总体设计和彭士禄那支搞核反应堆的力量都没有散。

    记得暂时下马时，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在与刘华清谈话时强调，要下决心吃透潜艇和核堆技术。刘华清对我们搞总体设计的任务要求，是先吃透导弹常规潜艇技术。对彭士禄他们来讲，就是抓紧反应堆研究设计。471室这方面的基础工作做得比较扎实，到1964年11月，差不多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后，基本确定了压水型动力反应堆的结构方案、功率以及核动力装置的主方案和主参数，为1965年后核潜艇进入型号研制夯实了技术基础。

    《中囯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这段业绩高度评价：“科学技术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潜艇核动力方案设计(草案)》，填补了核动力研究的空白，为以后的研制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黄士鉴回忆：下马以后我们干什么呢？就是学习、练兵、准备。我们这支年轻人队伍，那时住在北太平庄现在的新影旧址和铁道部党校那里，我们住在南区，北区是工作区。早晨我们很早起来，从我们住的南区跑步出发，跑到北区工作区。到晚上一般是10点来钟，从北区返回到南区，整天埋在这里面，就是学习、练兵、准备。当时，我负责记考勤，发现其中于精木（音）同志，他一年上了360天班，尽管我们星期天也加班、倒班。他是很特别的，365天怎么少了5天呢？因为春节、元旦、国庆节，办公室必须封门，贴保密封条你不能进。所以，这5天才没去。由此可见，大家精神状态非常好，整天就是埋头学习。

    彭士禄回忆说：

    由于留下来的同志只有五六个人懂核动力，其余人的原专业有搞机械的，有搞化学的，有搞电力的，他们对核技术不熟悉。当时七院的领导要求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要“坐下来，钻进去，入了迷”，以积极的态度抓紧读书、学习、研究，进行必要的预研，做好核动力的技术储备。当时正赶上生活困难时期，伙食很差，不少人浮肿，但我们都克服了。那时候大家都很有志气，怀着为国争光的信念刻苦自学核专业。为了能看更多的外国资料，我们这些学过俄语的人又开始补习英语，早晨五六点钟就起床背单词、啃书本，上厕所也不例外。

    我一方面学英语，一方面搞研究，一方面还要讲课。由于此前原子能研究所归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时任科学院院长兼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郭沫若还聘我为副教授，韩铎、沈俊雄为讲师，到科技大学(北京海淀玉泉路校址)讲授核反应堆理论。那时的教材就是苏联彼得洛夫著的《原子核动力装置》。我在科技大学讲完课后，回到715所471室再给大家讲课，包括反应堆核物理、热工、结构、自控、动力装置等。通过埋头学习，两年时间里我们把50多个外行都变成了内行和骨干。在核潜艇“下马”的这几年里，大家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互帮互学，使核动力研究工作“细水长流”不断线，人员不流失，为此后核潜艇正式研制打下了技术基础，搞出了设计方案。如果当时没有留住这些人才，要想搞出核潜艇也是比较困难的。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支撑

    黄士鉴的回忆证实了彭士禄的说法。那时，715所的大多数人员都跟黄士鉴差不多，多为刚毕业的大学生，所学专业基本都不姓“核”。于是，彭士禄和几位留学苏联的同事当起老师，给他们开了核物理及反应堆等五门专业课。“两年后，彭士禄说这几十个外行全部成了核动力的尖兵。”

    彭士禄把回忆与后来的发展轨迹联系起来，很有感慨地说：

    现在看来，幸亏那个时候没有钱了，需要暂时“下马”。其实这是个很好的夯实基础的机会。叫我们这些有点专业知识的人留下来，先搞调查研究，把核动力的事情搞清楚。因为，按当时的实际状况真要“上马”，那是上不去的。实事求是讲，没有基础，大家都不知道核动力是啥东西，不能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困难时期，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就是坐下来认真读书，搞调查研究。那时，我们经常开讨论会：你为什么学核物理技术、你为什么学压水堆原理，大家一定是“打破砂锅纹（问）到底”。譬如，当时苏联专家撤走前提供的核动力型号，选的压力是承受200个大气压啊；而美国人选择了140个大气压。据此，我们感到苏联专家的不对，一个一个问题反复论证；通过学习、讨论和技术验证，否定了苏联专家选择的200大气压。半年之后，从200个大气压减到130个大气压。这样的理解、计算和验证过程，主要目的是把搞核技术的基础搞扎实。

    有了重新学习的好机会，对很多基础理论有了更扎实、更深入的研究。我们通过读书，先搞清楚为什么，搞清楚是什么原理，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若有不同意见，那就小组讨论，那是更深入地学习。大家聚在一起开讨论会，以没有丝毫保留的态度，深入研究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提供数据。你得出什么不同的选择答案，咱们再反复验算，吃透技术细节，直到把它一个个弄清楚。困难时期给我们造就了好机会，能安安心心坐下来学习、搞调查研究，把数据摸透。这个数据怎么选的？怎么计算的？大家都由“不知道”到“搞清楚”了；无形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使得我们的理论基础更加扎实。可以说，从1960年到1964年，经历这段磨炼，是个把理论基础搞得更加扎实的过程。

    黄士鉴认为，当时，整个所里大伙儿的精神状态，就是抓住机会，如饥似渴地好好学习。“我这辈子感到那段时间真是过得非常有意义。我们当时都是年轻人，精神状态非常好。彭士禄有一句名言很有意思，他跟我们说：‘年轻人屁股要圆、脑袋要尖。’什么意思呢？‘屁股要圆’，那就是你要坐得住，屁股尖就坐不住；‘脑袋要尖’，你对知识就钻得进去，你脑袋不尖，你怎么钻得进去嘛？他就提倡这个东西，当时的学习气氛很好。我们就是互教互学，没有一点需要彼此保留的。大伙儿定期在专业组里面交流。怎样交流？譬如，我在图书馆查资料，看到什么了，我怎么认识怎么理解的；对我的工作进展有怎么样的启发、推动。而且，对有些不理解的东西，我们也提出来，希望像彭士禄这样在苏联学习过的老同志，能给我们讲课，把更多的核物理知识传授给我们。彭士禄在苏联学习过，大家都拜他为师。”

    彭士禄给我们讲课。当时的学习氛围跟现在不一样，不是死读书；学了一些时间后就提出问题来了。我是搞热工水利设计的。讲课中我就问：“老彭，现在我们对静态的功率计算会算了，我认为自己对动态的还不会做，动态的应该怎么样做呢？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老彭就说：“没问题，我准备好了就来讲。”讲课的气氛就那么有意思。他在上面讲，我们在下面听；他在黑板上怎么写，我们就在下面怎么记。有一次上课，有个很聪明的小伙子，叫徐艳春（音）。他说：“老彭，你这个推导好像不太对呀，怎么推也推不出来呀；即便是推出来也不一定是你写的这样的结论。”老彭说：“是吗？再推，反过来再推。”推、推、推，下面的人都说，推出来以后结论就不对了。好！这时候，老彭就指着一个绰号叫“大胖”的人，他叫钟贵方（音），后来是我们二所的总工程师。老彭说：“大胖，中午你好好推一下，我们现在继续讲课。”因为那时候中午大部分同志要睡个午觉，适当休息。而“大胖”从来不睡午觉，不是在办公室看书就到图书馆去看书。他既然有这个习惯，中午不休息就搞推算嘛。现在，这种老师和学生、领导和下属之间的融洽气氛是很少见的。当时上下左右就这么一个气氛，就是大家都重视学习，抓紧做好基础准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以后要派上用场。

大家都重视学习，抓紧做好核动力基础准备

    讲述这些彼此间相互学习、气氛融洽的往事，黄士鉴特别提到，当年他们这群年轻人对彭士禄特别敬佩和尊重，那也是他们身边的最感光荣的革命传统教育“偶像”。

    “我们都知道，彭士禄是革命先烈彭湃的后代。他从8岁起就坐国民党的牢。”黄士鉴如是说。

    那时我们的政治学习，组织上经常安排彭士禄给大伙儿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彭士禄的讲述，不仅让我们了解了他的身世，他为革命所做的贡献，坚定了我们理想信念，而且，让我们在业务技术的学习、工程难题的钻研上，也努力以他为榜样。彭士禄的威信是这时建立起来的，包括他后来领着我们来四川，在陆上模拟堆建造过程中的决断力。他的外号“彭大胆”、“彭拍板”，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大家都服他！

    话题回到困难时期在北太平庄的那些日子，彭士禄继续讲述：

    通过学习、研究、调查、论证，整个队伍的素质明显地提高了。那时候虽然生活很艰苦，但学习气氛很好，每个星期都开两三次学习讨论会。学习讨论会上，可能就为某个数据推导、设计思路，有时激动起来，大家像吵架似的，争得脸红脖子粗。你一言我一语，畅所欲言。最终，困难时期过完了，艰苦条件下的刻苦学习，使得我们的理论基础更加扎实了。重视学习，抓紧做好核潜艇重新上马的基础准备

    在这期间，大家都憋足了劲学习。而意识到“09工程”将要重新上马的标志就是，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爆炸成功的时候呢，大家在欢呼，从心里知道就该核潜艇上马了！我们是1965年初重新上马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国家这个调整是对的：当时国家是很穷的，国民经济发展遇到那么大困难，仅有那么点钱，所以不可能什么项目都上。当时必须确保原子弹的爆炸。我们搞核潜艇的呢，就静下心坐下来读书，做方案研究，做知识储备等工作。

    到了1965年经济条件好了，我们的研究也有扎实的基础了。自己起码又多读了几年书，一些问题都争论清楚了。大伙儿从最初的“不知其然”，现今也知道“其所以然”了。回过头来看，这段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如果没有这段时间的理论准备，就糊里糊涂上马，也会上不好，甚至可能会遭遇大的挫折。这种重新学习，应该讲是一种非常科学的态度。

    以科学的态度，求实的精神，抓紧做好核潜艇重新上马的基础准备

    2012年初夏，我们的团队在深圳采访彭士禄。望着眼前这位虽然坐在轮椅上，却但依然精神矍铄的“中国首任核潜艇总设计师”，笔者冒昧地询问他：“作为英烈之后，您有没有给人非同寻常的感觉？”他灿然一笑，坦诚地说：“我从没背过这个包袱，更不会以此自居。我只是一个普通党员，只是觉得做事情一定要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党。所以我从来都是与人无求、与世无争、助人为乐。什么茶都能喝，什么烟都能抽，什么酒都能饮。烟酒茶不分家嘛。困难时期，我们都是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有时甚至连窝窝头都吃不饱。粮食不够，挖野菜，吃白菜根。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嘛！”

    黄士鉴的回忆帮助笔者认识了“普通老百姓”彭士禄。他说：“那时我国还没有普及计算机，就靠研究人员手中的计算尺和一台老式手摇计算机进行数据计算。那时的手摇计算机笨得很，计算速度远没有拉计算尺来得快。要说拉计算尺，彭总可是一把好手。当时他的工资高，买的计算尺是全室里最好的。

彭士禄的“大弟子”黄士鉴回忆青春韶华岁月，激情依然澎湃

    黄士鉴回忆：

    工作中感觉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当时从国外进口的核电站的缩微卡片，像普通信封这么大，里边至少有40到50个配给。你就可以想象，一个配给只有一张邮票大小，里面的文字都要借助放大机来看。放大机只有图书馆里有，每个同事要看缩微卡片，都得用放大机。但是图书馆的放大机很有限，不可能所有放大机都被我们室的人占着吧。没办法，只有自己掏钱买了放大镜看。三个角支个放大镜，刚开始可能中间几个字母是清楚的，看着看着就有点费劲了。边上的不清楚了，就瞄着字母一个个写出来，再拼起来查字典，看是什么意思。当时学习英语的同志少，很多是学俄语的。而国外进口的缩微卡片是英文的，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学，拿了英语的文化书就慢慢地啃、啃、啃，直到看懂它，明白它的意思，弄懂它的原理。所以，我们都学了一口“哑巴英语”。

    那时401的图书馆条件是比较差的。对当时而言，应该说大路货的核物理资料也相当多了，可我们所需的核动力方面的资料少得可怜。搞研究、搞设计嘛，总想多看一些资料，就开始四处去找。当时，找资料有两个渠道。一是从北太平庄到京郊良乡（现房山区）的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那里。二是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那也很艰苦。好不容易有机会到北京图书馆里面去查资料，我肯定要抓紧时间。我们多是一早进了北京图书馆查了些资料，就不准备出来了。可到了中午非得让你出来，因为人家中午要关门休息的。那就自己带个馒头，坐着门口就着咸菜吃馒头，等到1点来钟开门了再进去，就这样找资料。条件的确是相当艰苦。

    也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彭士禄带领士气高昂的全室同志，亲自主持完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以及核动力装置的扩初和施工设计；亲自建立了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参数简易快速计算法，解决了核燃料元件结构型式和控制棒组合型式等重大技术关键。当然，除了彭士禄的团队在厉兵秣马、夯实前行基础，其他各路好汉也都在摩拳擦掌，积聚力量。 

核动力装置的一些关键研制项目取得了初步成果

    《当代中国的船舶工业》镌刻下这样的话语，充分肯定了彭士禄他们的成绩。

    1963年，七院组建了核动力研究所。在副所长周圣洋等的领导下，该所又开展了新的潜艇核动力装置的方案研究工作。1964年6月召开审查会议，确定了反应堆、控制棒、燃料元件等结构型式，以及反应堆的热功率和主参数等。

    链接：彭士禄的革命生涯

    1928年，彭士禄3岁时，他的母亲蔡素屏（广东省海丰县妇女协会执委）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1929年，他的父亲，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并创建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和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彭湃，也在上海壮烈牺牲。残酷的反动派要斩草除根，乡亲们、地下党组织把彭士禄东掩西藏。6岁时，彭士禄被转移到了潮安，送到革命群众家里寄养，准备寻找机会转送中央苏区瑞金。在潮安，彭士禄两三个星期就换一个家，先后被20多户人家收养过。最后，他被送到红军队长陈永俊（后牺牲）家，由其母亲潘舜贞抚养。在这里，彭士禄管潘舜贞为“姑妈”，在这儿住了一年多，是留驻时间最长的一家，直到1933年7月被叛徒出卖，和潘姑妈一起被捕为止。

    彭士禄清楚地记得那是1933年阴历7月15日，当时中共潮安县委书记陈醒光叛变。“ 8岁的我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获，送至潮安县监狱，接着被押送到汕头石炮台监狱。大概半年后又与一批红军家属被转送到广州感化院。1935年夏天，从那里被释放出来，回到潮安当乞丐，后又住到革命群众家里，并帮助干农活、打柴、放鹅等以养生。1936年夏天又被捕，押送到潮安监狱。”

1930年代出版的《西行漫记》中，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摄“红军模范医院护士”

    岁月峥嵘，骨肉情深。对童年磨难，彭士禄记忆犹新：“潘姑妈家里很穷，以绣花为生计。只有过年时，才有点鹅肉吃。姑妈叫我吃肉，却叫她7岁的亲生女儿啃骨头。”小小年纪的彭士禄也很懂事，有了好吃的，一定要和小姐姐分着吃。“潘姑妈为我坐了4年牢，到了1937年才把她释放。”祖母周凤得知孙儿被抓进监狱的消息，已经到了1936年，她费劲周折才打听到彭士禄的下落。祖母通过爱国民主人士陈卓凡（1898-1976，曾与邓演达创立中华革命党，即农工民主党前身）将彭士禄认领出狱。祖母先将彭士禄带到澳门，住在柯麟（中共党员，公开身份为医师）家。七婶杨华当时正住在柯麟家，公开身份是做佣人，同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又由祖母将彭士禄带回香港，生活费由地下党组织供应一些，并让彭士禄在圣约瑟英文院读了两年小学。1939年夏，祖母回海丰时，将彭士禄送到爱国民主人士、著名老中医、中国农工民主党的组织领导者彭泽民家里。这时，彭士禄从大人谈话中听说有平山游击队，就偷偷地离开彭泽民家，与堂弟彭科一起逃离香港，到惠州的平山参加了东江纵队。后来香港中共地下党组织把他找到，又送回香港，住在地下党负责人连贯家里。直到1940年，周恩来通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派副官龙飞虎和贺怡（贺子珍的妹妹，曾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带领彭士禄和一些烈士子弟离开广东，经桂林等地送达重庆；后又经西安辗转把彭士禄接到延安。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彭士禄先是进延安中学读书。经历过苦难折磨的他学习刻苦，劳动积极，被同学们评选成为模范生。1942年，中央医院急需从学校调一批人当护士，这个活儿似乎不像上前线那么“荣光”，考虑到组织需要，彭士禄自告奋勇报了名。他每天给伤员病号端屎端尿，洗衣喂饭，不怕脏、不怕累，很快获得了“模范护士”的光荣称号。由于彭士禄表现突出，1945年8月1日，他光荣入党。中央医院党委破例免去他的预备期，即成为正式党员，并很快当上了护士队的党支部书记。抗战胜利的喜讯传来，组织上把他和其他优秀青年送进延安自然科学院。

    1945年底，由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恽子强带队从延安出发，本打算经张家口向东北挺进。但由于形势的变化，将延安自然科学院留在张家口，成立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彭士禄在那里学习。1946年8月，由于解放战争开始，彭士禄等同学被派到李苏领导下的宣化炼焦厂工作，不久又奉命把宣化炼焦厂的设备迁到阜平，在那里建立了炼焦厂。彭士禄还在炸药厂工作过。石家庄解放后，李苏又带着他们去接收石家庄炼焦厂，彭士禄任技术员。

    1949年，彭士禄被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后又转到大连大学应用化学系学习。1950年大连大学分家，应用化学系改为化学工程系，彭士禄在大连工学院化工系学习。1951年，他被选派留学苏联，先在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到1955年苏联将中国留学生集中到几个大城市学习，彭士禄又被转学到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继续学习，1956年以全优成绩毕业，获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时值陈赓将军访苏，要挑选少数学生攻读核动力专业，彭士禄被选中，又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2年，为报效祖国的核事业奠定坚实基础。1958年4月，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被分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留学时，我从未在晚上12点前就寝过，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彭士禄清楚地记得，当时，苏联教授每教一节课，中方要另付80卢布的报酬。“80卢布啊！”彭老总动情地用潮汕话说：“这是老阿妈用血汗钱叫儿崽上洋学堂呃，我们能不努力么？”

    采访中，谈起这些往事，尤其是说起家乡和父老乡亲，彭士禄不禁哽咽，泪光闪闪。特别是谈到祖母周凤，早年支持彭湃和海陆丰农民革命运动，她的儿子、孙子中有6个是革命烈士。彭士禄说：

    我虽是海丰人，但童年时期，是潮汕人民哺育了我，我吃的是百家饭、姓也算是百家姓、穿也是穿百家衣长大的。他们对我比亲生子女还要好。有吃的先给我吃，自己挨饿却让我吃饱；有的为掩护我而坐牢，甚至失去了丈夫、儿子！我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永远铭记这些可亲可敬的老百姓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