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总设计师，是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也是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他就是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核动力专家彭士禄。

    “我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一是建核电站。”

      
    人们称彭士禄是“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的里科弗”，但他不喜欢这些高帽。
   
    “作为共产党员，国家交给我的任务只有尽全力把它做好，没什么‘之父’之说。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彭士禄一字一顿讲得非常认真。
　　
    先烈之子，童年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

　　1925年11月18日，彭士禄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原名彭保禄。每临大事,彭士禄总会想到自己的父母。3岁的时候，时任海丰县苏维埃妇委会主任的母亲蔡素屏被国民党杀害。出生于大地主之家的父亲彭湃,在26岁那年“大逆不道”地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发动工农群众,领导创建了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毛泽东赞誉其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后因叛徒出卖,牺牲时年仅33岁。父亲彭湃牺牲的那一年,彭士禄只有4岁。

　　小小年纪的彭保禄从此成了一名孤儿。幸好奶妈王婵收养了他。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杀，王婵让彭保禄叫她“妈妈”，并再三叮嘱他不要承认自己叫彭保禄。

　　凶狠的敌人听说彭湃的儿子还活着，便派出爪牙四处打探，王婵就带着彭保禄四处转移。就这样，彭保禄辗转了一家又一家，开始了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流浪生活”。在他5岁那年，中共党组织找到了彭保禄，并让他七叔彭述先将彭保禄先带到潮安一带，待有机会时再转往中央苏区瑞金。

　　但那时，通往中央苏区的道路困难重重。直到1932年夏天，彭保禄才随组织上派来的人一同踏上了前往中央苏区的征途。不幸的是，狡滑的敌人逮捕了护送彭保禄的两名同志。敌人见彭保禄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便释放了他，而那两名同志却再也没有回来。

　　去苏区未成，彭保禄又回到了乡下，住到了一户叫陈永俊的红军家中。这里是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他管陈永俊叫“姑妈”。外面恐怖的追杀声让他们时刻小心翼翼，但最终他还是没能躲过劫难。1933年他和“姑妈”同时被捕了。那时他还不到8周岁。紧接着国民党报纸以《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师捕获》的显赫标题刊登了他被捕的消息。

　　他被关进潮安县监狱女牢房。在牢房里他见到了中国女性的坚强与无私。“姑妈”遭受了审讯和拷打，但她拒不供认他是彭湃的儿子。最后敌人确认他为“不规良民”，转押至广州感化院进行了一年多的“感化”。

　　彭保禄被释放后，又回到“姑妈”家里。可“姑妈”仍在监狱里，姐姐也不知到哪里去了。为了活下去，他只得跟着邻家“婶娘”乞讨度日，成了四处流浪的小乞丐。

　　自报刊登载了他被捕的消息后，他的祖母就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1936年夏他见到了祖母。祖母便把他带到香港。

　　也许是骨子流淌着革命血液的缘故，在香港受到抗日运动的影响，他想，读书很重要但不紧急，眼前紧急又重要的是抗日。于是年仅12岁的他放下读了两年的书本，与堂弟逃离香港，独自寻找到了东江抗日游击纵队，成为了一名小游击队员。从那时起，组织上为了安全起见，正式为彭保禄更名为彭士禄。

从延安“窑洞”迈出的“核动力”人生

　　之后不久，上级党组织又将他送回了香港，让他继续学习文化知识。为了防止彭士禄再次“失踪”，组织上把他安排在香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连贯的家中。半年后，连贯告诉彭士禄，组织上决定送他去延安，并说周恩来副主席派人在桂林接应他。就这样，彭士禄和十几个烈士的遗孤和家属们一起，于1940年秋来到了山城重庆。

　　在重庆，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拉着昔日战友爱子的手上下打量了好一会儿，神情凝重地说道：“终于找到你了！你长得很像你父亲。你知道吗，15年前我从法国留学回来，就是你父亲到码头接的我。”说完，周恩来摸摸彭士禄的头，慈祥地说道：“孩子，现在要送你去延安，今后你一定要继承先烈的遗志，好好学习，努力参加革命斗争。”彭士禄使劲儿地点着头，一股暖流洋溢在心中。

　　这年冬天，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彭士禄和其他烈士遗孤到了延安。站在向往已久的宝塔山下，呼吸着延河边的清新空气，彭士禄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与兴奋。在延安，他先读了一年多书，接着又去延安中央医院当了一年半护士，后又到延安自然科学院读书。一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自然科学院学习，还作为学习模范和劳动模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校期间他任班长，后来成为了共和国总理的李鹏、国家能源部部长的黄毅诚、工程院院士的戚元靖等都是他的同班同学，那时，这些同学都爱叫他“老班长”。

　　1948年冬，组织上决定派彭士禄去苏联学习，不料当他赶到哈尔滨时，飞机已经起飞了，彭士禄便去了大连工学院学习。直到1951年7月，彭士禄才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化机系学习，在那里，他和一道来的同学们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理想———学好本领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他白天听课，晚上整理学习资料，天天晚上都要学习到深夜，最终以全优的成绩获得了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的称号。

　　1956年的一天,他被正在苏联访问的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召进中国大使馆。陈赓告诉他,美国和苏联都已搞出了原子弹、氢弹,美国还有了核潜艇。我们要不受别人欺负,也要有这些东西。“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彭士禄肯定地回答：“只要是祖国的需要,我当然愿意。”从此，彭士禄与核动力结下了不解之缘。1958年4月，彭士禄学成回国，拉开了自己几十年“核动力”的人生序幕。

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

　　要彭士禄等人学习原子能动力并非是陈赓大将的突发奇想，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深谋远虑。当彭士禄还在苏联学习的时候，1954年2月21日这天，人类历史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舡鱼”号从美国格罗顿布造船厂硕大的全封闭厂房缓缓滑出，犹如一滴黑色水珠溶入了太平洋。幽灵般地游过墨西哥湾、荡过南美洲、横穿大西洋，途经欧亚非三大洲后又返回到了美国东海岸，而它所消耗的全部动力只来自于一块装量不大的铀燃料。消息公布后，全世界都震惊了。要知道潜艇进行一次6万海里的远程航行，最少也要装90节火车车厢的柴油量。从“舡鱼”号首航始，短短4年时间，又有“海狼”、“鳐鱼”、“旗鱼”等攻击型核潜艇相继在美国海军服役。中国人敏锐地感受到了大洋彼岸泛起的阵阵涟漪。

　　1958年7月，代号“09”的核潜艇研制工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正式启动了。不料，工作刚开始不久，中苏关系恶化，接着3年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在慎重权衡之下，中央最终决定先集中力量研制原子弹，同时保留一支5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由彭士禄任副主任（当时无主任），继续从事核潜艇的相关研究和实验工作。

　　1964年10月，中国西部升起了蘑菇云，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与力量。次年3月，中央决定核潜艇的研制重新上马，彭士禄出任核动力研制的总设计师，负责技术协调，主抓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实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

　　当时，毛主席发出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指示，彭士禄听到这句话如同听到激情澎湃的号角，他的心灵受到震撼，他既踌躇满志，兴奋不已，也感责任重大，无可推卸。

　　在核潜艇方面，当时国外有成功的经验和技术，但所有的资料都是严密封锁的，彭士禄说：“我们只有下决心自己设计制造。”

　　从原理着手设计，有了设计方案，接着就是陆地上的核动力装置试验———简称陆上模拟装置。他们做的试验都是1:1，也就是说和水下是一模一样的。

　　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直到现在，彭士禄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技术攻关的日日夜夜。有多少个夜晚，他和同事们为某个设计方案讨论到东方发白，又有多少个技术难题让他在灯光下愁眉不展，煞费苦心，有时又在某些信息或知识的启发下令多日苦思不解的难题豁然贯通，迎刃而解……

　　回忆那段创业的艰辛历程，彭士禄欣慰而激动，他说：“我们的成功靠的是什么？除了中央的决心和领导的支持外，靠的就是爱国之心、群体的智慧与合力，靠的是一股‘孺子牛’的犟劲。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我深深感到‘老九’们的可爱，群体的可爱。在这一宏伟工程中，我和他们一样，努力尽职尽责，做了铺砖添瓦的工作。”

　　1971年7月1日，我国的核潜艇首次核能发电成功；8月，中国的核潜艇带着中国人的梦想驶入了波涛汹涌的大海。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在湛蓝色的北海上，军乐声雄壮有力，核潜艇服役典礼和军旗升挂仪式隆重举行，彭士禄望着自己倾注全部心血的“长征一号”，热泪夺眶而出。

　　几天后，朱德委员长在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的陪同下，登上指挥舰，检阅了破浪航行的“长征一号”。朱德兴奋地问肖劲光：“这是我们自己研究制造的吗？”肖劲光大声回答道：“是的，没有一个零件是进口的！”朱德听罢点点头，扬起手臂，向浮出水面的“长征一号”挥手致意。肖劲光向他介绍了在场的彭士禄等专家，朱德与他们一一握手，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谢谢你们！我代表人民解放军，感谢你们为建设强大海军所做出的贡献！”

    1979年，彭士禄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
　
    耄耋之年，为和平利用核能再创辉煌

　　几乎是在核潜艇陆上核动力装置试验成功的同时，研制核电站的设想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将核能不仅仅用于军事，而且用于服务社会，实现和平利用核能，这是彭士禄等一代核动力学家的毕生心愿。1983年初，彭士禄出任水电部副部长、总工程师，负责筹建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的前期工作。

　　1983年2月，彭士禄带领着参加过核潜艇工程的10名技术骨干来到广东。

　　在这之前，广东电力局做了初步的选址工作，勘察了4个地点，但难以敲定。彭士禄对4个地点考察权衡后，决定把核电站地点选定在大亚湾。回忆起当时的选址情况，他欣慰地说，大亚湾有更多的优越条件：它距香港50公里，离深圳也有40公里左右，而且附近的海水平净，冷却水源充足，淡水来源也丰富，这里的山坡矮小便于施工，只有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便于开展移民工程，更主要的是这里的地质构造好，没有发生过地震……

　　在移民问题上，彭士禄要求，一定要尊重移民的愿望，由村民们自己选择搬迁地点，然后为他们盖房子，每户两层楼，树木赔偿等等都在一年之内全部完成。他回忆说，我们一步到位干得很彻底，村民们以积极的态度支持大亚湾核电建设，都高高兴兴地搬迁了。他们住上的新村很漂亮，用现在的话说，称得上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了。

　　由于大亚湾是引进外资建设，需要和外商进行多次经济技术谈判。为了更好地驾驭谈判，彭士禄自学了利率、浮动率、投资概算、付款、付息等一系列经济学知识。他还提出了核电站工程要严格贯彻落实三大控制———投资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这套管理思路在中国核电站建设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与外商谈判时，他坚持从原则出发，每逢遇到意见分歧时，他就上台列出公式，画出曲线，用清晰的数据说明和论证价格、付款方式等重要问题，令在场的外商们惊叹不已，并达成了一致意见。后来，外商说：“与中国谈判最难的对手就是彭士禄先生，他太强了，技术、经济都懂！”

      
    1988年，彭士禄又出任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董事长，他充分运用了在大亚湾核电站建设过程中积攒起来的经验，计算出了60万千瓦核电站的主要参数和技术、经济数据，并编制出了“一级进度表”，令不少外国专家叹为观止。在负责秦山二期项目建设中，彭士禄坚持实行董事会制度，当时我国《公司法》还未出台，他说服了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一起来投资，后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华东电力公司与这三省一市共同出资，成立了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为这一项目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彭士禄也是将招投标制度引入核电工程的第一人。“在大部分人还习惯在计划经济的时候，作为一个部级领导，能坚持招投标这样的理念确实需要有勇气和胆量。”中核集团科技委常委张禄庆回忆说。当时虽然遇到了很大阻力，但因为彭士禄的坚持，最后秦山二期的设备订货、设计工程全部实行了招投标制。而历史证明，工程招投标趋势是一种必然，彭士禄走在了前面。
　　
    回首当年的建设经历，彭士禄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搞核电站他有三点收获：一是懂得了一些经济，因而他很早就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的概念，那时工期若耽误一天就会损失100多万美金；二是验算了法国核电的主要参数；三是学到了点管理学———这对以后中国核电项目的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心里始终燃烧着一团火，核事业使这团火熊熊不熄

    1994年，彭士禄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作为英烈之后，彭士禄并未给人非同寻常的感觉。“我从没背过这个包袱，更不会以此自居。我只是一个普通党员，做事情一定要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党。”
　　
    彭士禄属牛，他的性格也像牛，每当回忆起自己曾经走过的岁月，他总会深情地说道，在他工作和生活中擅打“三张牌”。
　　
    先说“简单牌”。彭士禄的座右铭是凡事越简单越好,做事要做“减法”。在吃、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尽量简单,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也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搞科研。
　　
    再说“懒汉牌”。彭士禄善于发动团队的力量完成任务,同时他更喜欢培养年轻人。他说,新技术发展快,年轻人思想活跃,要放手让他们干。彭士禄手下出了很多优秀人才,都是他的“懒汉牌”打出来的。
　　
    最后看看“糊涂牌”。彭士禄说,做明白人不容易,做糊涂人更难。对公,他总是明明白白，对私，他却很糊涂。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自己拿多少钱,坐的车是什么牌子,住的房子是多少平方米……
　　
    他经常说：“父母为革命抛头颅，给了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我是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老百姓对我这个烈士遗孤胜过亲生子女，他们自己忍饥挨饿，却想方设法让我吃饱。有的人为了掩护我而坐牢，甚至牺牲了自己的丈夫或儿子。我是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下来的！我对人民永远有负疚感，不管我怎样努力，怎样付出，也无法报答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和救命之恩！”
　　
    “心里始终燃烧着一团火，心爱的核事业使这团火熊熊不熄……”进入耄耋之年，彭士禄依旧关心着国家的核事业，他仍然像满功率运行的核动力堆那样燃烧着、沸腾着，在高级顾问的角色上继续发挥着余热。